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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昨天淩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 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關於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但是我的生命與那個事件有深淺不一的連結,所以我覺得我有話要說。

 

1989年我國小六年級,身為一個太早發育的文藝少女,那時我熱愛的讀物是劉納鷗和七等生;還記得六四發生後,台灣有如國喪,電視不斷重播以肉身擋住坦克的那個白衣少年的背影(他最後是生是死呢?),班級導師痛斥共產暴政,全校同學集合在操場,學唱「歷史的傷口」,師生很容易熱淚盈眶。

 

那時我也讀了不少中國的傷痕文學,對我來說,共產黨的暴政和不理性形象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廣場抗暴的故事,對當時我的來說,非常震撼也有感染力,但是心裡總是會想:那台灣呢?相較之下顯然是好很多,但是又好多少呢?但我的義憤跟老師是同聲一氣的,這種質疑並沒有說出口。

 

其實現在回頭想想,那時台灣社會的義憤感覺很素樸,雖然,這份對六四的同情,是國民黨宣傳後的結果,目的在於堅實反共信仰、強化對國民黨的忠誠,但當時的宣傳重點是「共產黨鎮壓人民違反人權」,大概也提醒了不少台灣人,原來廣場抗議這種事情,真的是種必要人權啊!我們既然是「自由民主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在廣場上表達意見呢?或許國民黨對六四的宣傳,多少也意外助長了1990年在台北的野百合學運吧。畢竟當時我對台灣本地的抗爭一無所知,連鄭南榕在同一年自焚都不知道。

 

想來我那時候的義憤,不見得了解對岸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只是充滿了文學給我的想像,在想像上建築我的同理心,但某些同理心,依然是出自於本能的。

 

一年不到,在台北,中正廟前的野百合學運開始了,依然是廣場上自發聚集的學生,老師和媒體卻馬上換一副嘴臉,給的評論完全不一樣,被人利用、社會亂源、違法集會這些詞都用在這些學生上了,我還記得我才十幾歲的同班同學看著電視裡的范雲,鄙夷至極地說:她自以為是柴玲呀?

 

十三歲的小女生,以老成的口氣評論范雲,而且還是衷心地複製當權政府給她的觀念,對異議者嘲笑與攻擊,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但是也很熟悉,現代不少年輕的中國憤青在論及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表情和反應。

 

 

 

時光飛逝,十多年後,中國籍的前男友成了另一個我理解六四的管道,也是我首次得到六四的第一手資訊——如果他沒有說謊的話。時間推算是對的;1989年他二十二歲,是北大歷史所的學生,他大學也是念北大歷史系。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一開始就跟身邊的人談六四,這也是信任感建立以後才對我開始談這段回憶,混雜著他的無窮悔恨和失落。這悔恨的深層到底是什麼?或許我是不會知道了。

 

他對事件的諸多描述,大致跟我後來查閱的資料吻合,包括絕食團和自治聯合會的一些衝突,還有六月三日晚上,他跟同學四處逃命的路線,屠殺主要發生在巷弄間而非廣場上,但是很多事情我還是很懷疑,因為他畢業後的發展一路順遂,如果是熱心參與過八九學運的人,能夠順利的進入中國外交部嗎?還到東大拿了博士?

 

好吧,六四可能是他把妹的談資。。。這樣的誠實可能會令你不快;但相信我,我現在也覺得不快。但是,他深層的恐慌、由衷的悔恨、夜半的噩夢、夢裡不斷反覆播放的槍聲,這些又是怎麼來的呢?我有時忍不住猜想,他這些夢靨、悔恨、對照後來他的仕途順遂,案情並不單純(這時李組長眉頭一皺),難道他跟共產黨有什麼交換條件,諸如出賣同學,所以現在才會有那麼多複雜的悔恨?

 

對他來說,不能談的六四,像是生活裡一個巨大的虛空,曾經人命關天的沉重,變成一筆抹消的輕盈,這虛空無所不在,存在於每次呼吸當中,時時刻刻提醒他自己的偽善,那不只是當年在西單槍口下丟下同學逃跑,而是二十年的沉默即是共犯,人生變成類似《罪與罰》的命題,一日若沒有說出事實,那麼所有的言說都只是謊言和掩蓋。

 

這份感情的結束並不美麗也不浪漫,這男的被抓到同時劈腿四個女人,很抱歉我是四分之一,難道他需要這樣的放浪,才能彌補他生命巨大的虛空?這種揣測未免過於浪漫與一廂情願,讓我們回歸真實的政治和人生吧,不論有什麼樣的大敘事,我都把劈腿男丟到歷史的灰燼之中了。

 

前男友懷念八十年代,他認為那是中國的啟蒙時代,社會正結束過去的矇昧,正開始積極擁抱民主等新知識,但那個民主新生的嫩芽,被終止在六四的屠殺當中;六四代表的並不只是生命的褫奪,最大的負面效應乃是整個社會的噤若寒蟬,讓平民對民主參與死心,整個社會專心往經濟改革奔去。但他自己可能同時也是個投機分子,可能也做了不少妥協甚至出賣,讓自己活得更好,六四僅僅變成他的一種懷念和鄉愁。平心而論,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若易地而處,換成我們在那種情境下,我們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來美國之後,對於六四的理解和資訊來源,比以前更多了,因為認識更多中國同學的緣故。我們常常找中國同學到家裡吃飯;可是這吃飯還得搞神秘,在座只能有一位中國同學,不能超過兩位,也不能在公開場合,因為中國同學說,很多中國留學生其實都是地下黨員(類似我們說的抓耙仔),常常為黨的耳目,匯報中國留學生的一言一行,因此那些敏感的真話,只能在私底下說。

 

所以中國同學都很怕說錯話被告密,對以後發展不利,也會彼此猜測誰才是地下黨員。這種抓耙仔制度我們台灣人都很熟悉吧,哈哈,真是國共本一家。但我們因此跟不少中國同學建立了堅實的友情,因為他們對台灣人可以放開顧忌,那感覺很妙,很多人到我們家,我筷子還沒擺好,突然就開始抓著我們談六四了,反倒是我都嚇了一跳,真衝阿,哈哈。這些同學其實都很年輕,多半才二十歲出頭,六四的時候他們才出生沒多久呢!

 

所以六四幾乎變成他們的「成年禮」了,似乎每一個剛出來唸書的學生,當他們可以輕易開啟牆外的網路世界時,第一件事就是在網路上搜尋六四的所有資料,在各式各樣的資料裡,重新建構他們對自己祖國的認識。如此看來,中國的未來,似乎並不糟。

 

他們看起來,完全不是一般概念裡只知賺錢的冷漠中國年輕人,他們那樣的熱切,令我回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在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和隱密的黨外雜誌,搜索關於保釣運動、白色恐怖、乃至二二八的種種線索與蛛絲馬跡。

 

這令我想到一個推友說的:六四可以是民主的資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前提是,必須還有人記得。這已經不是是與非的鬥爭;而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還記得便還有希望。

 

最近跟一個中國朋友聊六四,尤其有意思,因為他的父親便是趙紫陽當年身邊的秘書,跟著趙紫陽一起被拔掉權力。儘管趙紫陽一派被描繪成同情學生、支持民主的開明派,但他說,他父親其實並不真的認識民主,腦袋裡更多的是「共產黨為何不愛我、當年為何不選我」的悔恨。但還是那句老話,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我們在那種情境下,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現在回頭看看,八九學運的學生行動固然感人,但漫天飛舞的大字報、慷慨激昂的演說、攻擊鄧小平的順口溜,令我聯想到的不一定是「民主抗暴」,反而是文革時代紅衛兵的亡靈,文革的惡夢猶未遠,不同派系的高層政治鬥爭,藉著學生這種天真又殘忍的武力,進行奪權,這或許也是當年北京當局的恐懼。但無論如何,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我無法想像我的家人、摯愛,僅僅因為上廣場說出心中所想,就會被槍殺,這是我所不能忍的。

 

台灣人紀念六四很自然,這並不是如中國所指責的台派借題發揮,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身為中國旁的一個小政治實體,密切的貿易夥伴,我們就是最大的利害關係人罷了,而我們依然相信有所謂的普世價值。

 

關於野百合和六四的連結,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台灣報紙上某個國民黨高官曾憤慨地對野百合學生說:別人(指八九學運)的腳都被砍掉了,你們還在抱怨沒有鞋穿!是的,這樣的口吻暴露出他們的心態;不自覺地類比於對岸的「暴政」,學生是穿鞋、還是被砍腳,全部得仰賴他們的施捨,民主不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而是看你「知不知足」。

 

 

我的誠實六四回憶大概是說完了,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這是我所有的相關聽聞,我堅持人應有言論自由,這麼簡單的理由記得六四,當然還有世界上千千萬萬曾經遭受迫害的其他種族與人群。用我曾寫過的這段話作結好了:太多台灣blogger和作家寫六四都沉溺在某種斷面的激情裡,沉溺在想像中的對抗暴政的浪漫,但這種浪漫離八九年的現實很遠,離現在的中國也很遠;當然,每個人看待六四,一定會充滿了某種自我投射,有自我利害相關的立場,這些無可厚非、也不用避免;但若不能對自己的立場坦誠以對,則這種自我投射容易變成一種虛假或指桑罵槐,對現況一點幫助也沒有,這是我要警惕自己的。 二十多年過去了,不義之事依舊在發生中,正義與不義的鬥爭仍然如此艱難,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說,這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圖片來源:六四一周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匿名攝影集,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chaotang/168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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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rrent
  • 我看到趙紫陽新書的簡介,說他多大力稱讚民主制度,我就有點懷疑。看到你的說法,其實就覺得他真的沒必要這樣,讓他這本回憶錄的可信度打折太多了。
  • laches
  • 朋友的父親是趙紫陽身邊的人,但他能否代表趙紫陽發言,似乎也不一定。政治和人心都有其模糊之處,理想可能是真的,對權力的嚮往也是真的,對歷史定位和留名的渴望也是真的,你難以說哪一部份是假,人要全面言行合一很困難,即使是我們,也很難完全做到吧。

    好好面對歷史和面對自己,其實又何止六四,文革、「自然災害」、新疆問題等等等,實在是太多了。
  • ArcticOasis
  • 這篇寫的很棒,與你同時代的人們(我好像變老頭了),少有人寫出自己對六四的觀察與感受。六四當時,除了國民黨與媒體努力營造共產暴政與反證國民黨執政優秀之外,也是連結中國情懷用以對抗台灣社會蓬勃崛起的台灣意識。

    當時我大一住的男四舍,室友都是港澳學長,他們港澳學生會如火如荼開會連結其他學校港澳生發起了第一場的聲援抗議遊行,是在台大的校園遊行聲援。我記得校園國民黨當時應該沒有將黑手身進去港澳學生裡面去鼓動的。室友港澳學長他們算是發起了台大(還是說全台灣的大學?)聲援六四的第一聲。

    但話又說回來,港澳學長他們其實是受到當時自由之愛與大新社他們掀起的校園反權威的浪潮影響。讓他們也敢挺身出來,舉辦校園示威活動。詭異的事,校方不希望港澳生太出鋒頭與太活躍在校園政治,但當時的氣氛卻又不得不核准他們的活動。我也當時支持了他們的遊行,跟他們在校園走了一圈。

    當時文學院反應最明顯,大門口大喇喇的掛了左右兩條白布,我記得一條用毛筆寫上"救救孩子們"!相當怵目驚心(我想,文學院是最回中國情的系所吧)。不過我想讓我最深刻的東西是校園透露出的那種中國情懷對抗台灣意識的氣氛。我深刻的記得,當時校園反國民黨的社團,在一開始是有點反應不過來的。

    像是大新社等團體,他們一開始的反應是慢的,不積極的。若我沒記錯的話,我還記得學生會長羅文嘉還被國民黨或是支持六四的學生派指責,你為何不聲援或是明確表態。後來學生會才明確表態與聲援六四。我印象最最深刻的一幕,我永遠忘不了的,是我再港澳學長的聲援遊行的幾百人隊伍中經過活動中心時...

    我看到當時的校園改革派學生幾名,或坐著或站著在臺階上(包括當時流著一頭卷卷爆炸頭的鄭XX小姐),看著這幾百人隊伍經過時他們的表情,他們是納悶的表情。是對這事件應該做出比較具體又合宜的態度時卻找不出最適合態度的尷尬表情。

    其實,我了解他們的心情,那種台灣意識剛剛在校園萌芽的時候,卻突然面對撲天蓋地哭喊中國受難的媒體與校園氣氛時的尷尬處境。當時羅會長的第一反應是慢了半拍的,他還有點受委屈的告訴指責他的人或是學生,他其實第一時間是有聲援的等等。我記得當時剛剛在法學院成立的台研社,似乎也是沒反應的。

    當時國民黨與台灣媒體,合力要將六四轉化成另一種政治力量,要讓台獨打成是一群數典忘組的人們,中國母國啊鄭遭受這麼悲慘的事情,你們怎麼不表態不感同身受?連那些灌唱片唱『歷史的傷口』的歌星們,像極是忠黨愛國年代的回魂,這正式當時社會另一種隱隱為憂的所在。

    我記得當時有部紀錄片『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很紅,大大諷刺了國民黨與媒體在當時藉六四來引發一種社會政治力量的真面目(我沒看過)。不過我真的相信,好巧不巧,原本國民黨與統媒(哈,當時沒有這個說法)心中情感歸屬的六四,竟然啟發了台灣的野百合的行動。

    比如說,野百合意外的模仿了六四某些的形貌,像是大規模廣場的絕食靜坐,校際組織機制,大型的白色精神雕塑等等。這一點,台灣的民主發展史,絕對要感謝六四的。但另一方面卻又讓我唏噓,當時我想過,中國不是萬惡的共產黨嘛,為何學生可以去廣場靜坐而台灣卻不行?但後來沒多久,六四發生了。

    因為看到革少談六四的回憶與自省,我的過去的記憶突然也益發清晰了起來,也在此分享了一下當時台大的六四前後的情況。六四現在在台灣,逐漸被正視為人權民主普世價值的歷史事件,脫離過去中國vs台灣意識對抗,說來也是好事啊。以上,報告完畢。
  • fatchao
  • Arctic Oasis 的回憶很珍貴,很有意思。

    我對那段時間記憶非常模糊。 身處大中國主義旺盛的文學院,很多同學真誠盼望中國民主化、相信中國會民主化,很同情民運人士,將之視為中國未來希望。當時我似乎有和同學一起貼大字報什麼的,記不清了,印象中是為了和官方的聲援唱反調,高喊台灣民主更重要。我對成為明星的學運領袖並不太關心,也厭惡同學們激動的情緒。直到發生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瓦解,才感到無力又憤怒。當時我不了解為何那麼反共的KMT政府不努力讓逃離中國的學生們到台灣?後來才慢慢知道:他們並沒有想來台灣,KMT也沒有容納這些人的計劃。八九民運,和KMT,和台灣,基本上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不過是一群入戲的觀眾。但是,我想,聲援八九民運,讓很多年輕人看清楚 KMT的虛偽不誠,以及台灣自身也非民主社會的事實。另外,也越來越清楚意識到: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和我們沒有直接關係,台灣有台灣必需處理的問題。我想,若不是六四,若不是KMT在面對六四時曝露自身中國論述的虛假面貌、尷尬立場,我們很多人還會繼續迷迷糊糊在大中國意識中不知道自己是誰。
  • Sophie X
  • 當年台大改革派學生應該不是慢半拍, 而是思考該如何理解天安門學運對台灣的意義, 才能擺脫被國民黨利用的命運.
    校門口的肥皂箱演講,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有一個論點是以持續要求台灣民主來和中國學生要求民主相互呼應.
    野百合學運是否copy天安門學運是一回事, 必須提醒的是, 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已經醞釀很久了....
    改革派社團當年這個論點仍然是正確的, 唯有持續向當權者者施壓, 民主精神持續在人民心中內化與深化, 就是最好的聲援與紀念方式. 六四何需當權者平反, 這是人類維護人權尊嚴行動背後的共同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