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昨天淩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 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關於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但是我的生命與那個事件有深淺不一的連結，所以我覺得我有話要說。
1989年我國小六年級，身為一個太早發育的文藝少女，那時我熱愛的讀物是劉納鷗和七等生；還記得六四發生後，台灣有如國喪，電視不斷重播以肉身擋住坦克的那個白衣少年的背影（他最後是生是死呢？），班級導師痛斥共產暴政，全校同學集合在操場，學唱「歷史的傷口」，師生很容易熱淚盈眶。
那時我也讀了不少中國的傷痕文學，對我來說，共產黨的暴政和不理性形象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廣場抗暴的故事，對當時我的來說，非常震撼也有感染力，但是心裡總是會想：那台灣呢？相較之下顯然是好很多，但是又好多少呢？但我的義憤跟老師是同聲一氣的，這種質疑並沒有說出口。
其實現在回頭想想，那時台灣社會的義憤感覺很素樸，雖然，這份對六四的同情，是國民黨宣傳後的結果，目的在於堅實反共信仰、強化對國民黨的忠誠，但當時的宣傳重點是「共產黨鎮壓人民違反人權」，大概也提醒了不少台灣人，原來廣場抗議這種事情，真的是種必要人權啊！我們既然是「自由民主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在廣場上表達意見呢？或許國民黨對六四的宣傳，多少也意外助長了1990年在台北的野百合學運吧。畢竟當時我對台灣本地的抗爭一無所知，連鄭南榕在同一年自焚都不知道。
想來我那時候的義憤，不見得了解對岸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只是充滿了文學給我的想像，在想像上建築我的同理心，但某些同理心，依然是出自於本能的。
一年不到，在台北，中正廟前的野百合學運開始了，依然是廣場上自發聚集的學生，老師和媒體卻馬上換一副嘴臉，給的評論完全不一樣，被人利用、社會亂源、違法集會這些詞都用在這些學生上了，我還記得我才十幾歲的同班同學看著電視裡的范雲，鄙夷至極地說：她自以為是柴玲呀？
十三歲的小女生，以老成的口氣評論范雲，而且還是衷心地複製當權政府給她的觀念，對異議者嘲笑與攻擊，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但是也很熟悉，現代不少年輕的中國憤青在論及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表情和反應。
時光飛逝，十多年後，中國籍的前男友成了另一個我理解六四的管道，也是我首次得到六四的第一手資訊——如果他沒有說謊的話。時間推算是對的；1989年他二十二歲，是北大歷史所的學生，他大學也是念北大歷史系。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一開始就跟身邊的人談六四，這也是信任感建立以後才對我開始談這段回憶，混雜著他的無窮悔恨和失落。這悔恨的深層到底是什麼？或許我是不會知道了。
他對事件的諸多描述，大致跟我後來查閱的資料吻合，包括絕食團和自治聯合會的一些衝突，還有六月三日晚上，他跟同學四處逃命的路線，屠殺主要發生在巷弄間而非廣場上，但是很多事情我還是很懷疑，因為他畢業後的發展一路順遂，如果是熱心參與過八九學運的人，能夠順利的進入中國外交部嗎？還到東大拿了博士？
好吧，六四可能是他把妹的談資。。。這樣的誠實可能會令你不快；但相信我，我現在也覺得不快。但是，他深層的恐慌、由衷的悔恨、夜半的噩夢、夢裡不斷反覆播放的槍聲，這些又是怎麼來的呢？我有時忍不住猜想，他這些夢靨、悔恨、對照後來他的仕途順遂，案情並不單純（這時李組長眉頭一皺），難道他跟共產黨有什麼交換條件，諸如出賣同學，所以現在才會有那麼多複雜的悔恨？
對他來說，不能談的六四，像是生活裡一個巨大的虛空，曾經人命關天的沉重，變成一筆抹消的輕盈，這虛空無所不在，存在於每次呼吸當中，時時刻刻提醒他自己的偽善，那不只是當年在西單槍口下丟下同學逃跑，而是二十年的沉默即是共犯，人生變成類似《罪與罰》的命題，一日若沒有說出事實，那麼所有的言說都只是謊言和掩蓋。
這份感情的結束並不美麗也不浪漫，這男的被抓到同時劈腿四個女人，很抱歉我是四分之一，難道他需要這樣的放浪，才能彌補他生命巨大的虛空？這種揣測未免過於浪漫與一廂情願，讓我們回歸真實的政治和人生吧，不論有什麼樣的大敘事，我都把劈腿男丟到歷史的灰燼之中了。
前男友懷念八十年代，他認為那是中國的啟蒙時代，社會正結束過去的矇昧，正開始積極擁抱民主等新知識，但那個民主新生的嫩芽，被終止在六四的屠殺當中；六四代表的並不只是生命的褫奪，最大的負面效應乃是整個社會的噤若寒蟬，讓平民對民主參與死心，整個社會專心往經濟改革奔去。但他自己可能同時也是個投機分子，可能也做了不少妥協甚至出賣，讓自己活得更好，六四僅僅變成他的一種懷念和鄉愁。平心而論，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若易地而處，換成我們在那種情境下，我們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來美國之後，對於六四的理解和資訊來源，比以前更多了，因為認識更多中國同學的緣故。我們常常找中國同學到家裡吃飯；可是這吃飯還得搞神秘，在座只能有一位中國同學，不能超過兩位，也不能在公開場合，因為中國同學說，很多中國留學生其實都是地下黨員（類似我們說的抓耙仔），常常為黨的耳目，匯報中國留學生的一言一行，因此那些敏感的真話，只能在私底下說。
所以中國同學都很怕說錯話被告密，對以後發展不利，也會彼此猜測誰才是地下黨員。這種抓耙仔制度我們台灣人都很熟悉吧，哈哈，真是國共本一家。但我們因此跟不少中國同學建立了堅實的友情，因為他們對台灣人可以放開顧忌，那感覺很妙，很多人到我們家，我筷子還沒擺好，突然就開始抓著我們談六四了，反倒是我都嚇了一跳，真衝阿，哈哈。這些同學其實都很年輕，多半才二十歲出頭，六四的時候他們才出生沒多久呢！
所以六四幾乎變成他們的「成年禮」了，似乎每一個剛出來唸書的學生，當他們可以輕易開啟牆外的網路世界時，第一件事就是在網路上搜尋六四的所有資料，在各式各樣的資料裡，重新建構他們對自己祖國的認識。如此看來，中國的未來，似乎並不糟。
他們看起來，完全不是一般概念裡只知賺錢的冷漠中國年輕人，他們那樣的熱切，令我回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在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和隱密的黨外雜誌，搜索關於保釣運動、白色恐怖、乃至二二八的種種線索與蛛絲馬跡。
這令我想到一個推友說的：六四可以是民主的資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前提是，必須還有人記得。這已經不是是與非的鬥爭；而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還記得便還有希望。
最近跟一個中國朋友聊六四，尤其有意思，因為他的父親便是趙紫陽當年身邊的秘書，跟著趙紫陽一起被拔掉權力。儘管趙紫陽一派被描繪成同情學生、支持民主的開明派，但他說，他父親其實並不真的認識民主，腦袋裡更多的是「共產黨為何不愛我、當年為何不選我」的悔恨。但還是那句老話，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我們在那種情境下，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現在回頭看看，八九學運的學生行動固然感人，但漫天飛舞的大字報、慷慨激昂的演說、攻擊鄧小平的順口溜，令我聯想到的不一定是「民主抗暴」，反而是文革時代紅衛兵的亡靈，文革的惡夢猶未遠，不同派系的高層政治鬥爭，藉著學生這種天真又殘忍的武力，進行奪權，這或許也是當年北京當局的恐懼。但無論如何，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我無法想像我的家人、摯愛，僅僅因為上廣場說出心中所想，就會被槍殺，這是我所不能忍的。
台灣人紀念六四很自然，這並不是如中國所指責的台派借題發揮，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身為中國旁的一個小政治實體，密切的貿易夥伴，我們就是最大的利害關係人罷了，而我們依然相信有所謂的普世價值。
關於野百合和六四的連結，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台灣報紙上某個國民黨高官曾憤慨地對野百合學生說：別人（指八九學運）的腳都被砍掉了，你們還在抱怨沒有鞋穿！是的，這樣的口吻暴露出他們的心態；不自覺地類比於對岸的「暴政」，學生是穿鞋、還是被砍腳，全部得仰賴他們的施捨，民主不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而是看你「知不知足」。
我的誠實六四回憶大概是說完了，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這是我所有的相關聽聞，我堅持人應有言論自由，這麼簡單的理由記得六四，當然還有世界上千千萬萬曾經遭受迫害的其他種族與人群。用我曾寫過的這段話作結好了：太多台灣blogger和作家寫六四都沉溺在某種斷面的激情裡，沉溺在想像中的對抗暴政的浪漫，但這種浪漫離八九年的現實很遠，離現在的中國也很遠；當然，每個人看待六四，一定會充滿了某種自我投射，有自我利害相關的立場，這些無可厚非、也不用避免；但若不能對自己的立場坦誠以對，則這種自我投射容易變成一種虛假或指桑罵槐，對現況一點幫助也沒有，這是我要警惕自己的。 二十多年過去了，不義之事依舊在發生中，正義與不義的鬥爭仍然如此艱難，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說，這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圖片來源：六四一周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匿名攝影集，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chaotang/168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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