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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昨天淩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 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關於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但是我的生命與那個事件有深淺不一的連結,所以我覺得我有話要說。

 

1989年我國小六年級,身為一個太早發育的文藝少女,那時我熱愛的讀物是劉納鷗和七等生;還記得六四發生後,台灣有如國喪,電視不斷重播以肉身擋住坦克的那個白衣少年的背影(他最後是生是死呢?),班級導師痛斥共產暴政,全校同學集合在操場,學唱「歷史的傷口」,師生很容易熱淚盈眶。

 

那時我也讀了不少中國的傷痕文學,對我來說,共產黨的暴政和不理性形象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廣場抗暴的故事,對當時我的來說,非常震撼也有感染力,但是心裡總是會想:那台灣呢?相較之下顯然是好很多,但是又好多少呢?但我的義憤跟老師是同聲一氣的,這種質疑並沒有說出口。

 

其實現在回頭想想,那時台灣社會的義憤感覺很素樸,雖然,這份對六四的同情,是國民黨宣傳後的結果,目的在於堅實反共信仰、強化對國民黨的忠誠,但當時的宣傳重點是「共產黨鎮壓人民違反人權」,大概也提醒了不少台灣人,原來廣場抗議這種事情,真的是種必要人權啊!我們既然是「自由民主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在廣場上表達意見呢?或許國民黨對六四的宣傳,多少也意外助長了1990年在台北的野百合學運吧。畢竟當時我對台灣本地的抗爭一無所知,連鄭南榕在同一年自焚都不知道。

 

想來我那時候的義憤,不見得了解對岸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只是充滿了文學給我的想像,在想像上建築我的同理心,但某些同理心,依然是出自於本能的。

 

一年不到,在台北,中正廟前的野百合學運開始了,依然是廣場上自發聚集的學生,老師和媒體卻馬上換一副嘴臉,給的評論完全不一樣,被人利用、社會亂源、違法集會這些詞都用在這些學生上了,我還記得我才十幾歲的同班同學看著電視裡的范雲,鄙夷至極地說:她自以為是柴玲呀?

 

十三歲的小女生,以老成的口氣評論范雲,而且還是衷心地複製當權政府給她的觀念,對異議者嘲笑與攻擊,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但是也很熟悉,現代不少年輕的中國憤青在論及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表情和反應。

 

 

 

時光飛逝,十多年後,中國籍的前男友成了另一個我理解六四的管道,也是我首次得到六四的第一手資訊——如果他沒有說謊的話。時間推算是對的;1989年他二十二歲,是北大歷史所的學生,他大學也是念北大歷史系。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一開始就跟身邊的人談六四,這也是信任感建立以後才對我開始談這段回憶,混雜著他的無窮悔恨和失落。這悔恨的深層到底是什麼?或許我是不會知道了。

 

他對事件的諸多描述,大致跟我後來查閱的資料吻合,包括絕食團和自治聯合會的一些衝突,還有六月三日晚上,他跟同學四處逃命的路線,屠殺主要發生在巷弄間而非廣場上,但是很多事情我還是很懷疑,因為他畢業後的發展一路順遂,如果是熱心參與過八九學運的人,能夠順利的進入中國外交部嗎?還到東大拿了博士?

 

好吧,六四可能是他把妹的談資。。。這樣的誠實可能會令你不快;但相信我,我現在也覺得不快。但是,他深層的恐慌、由衷的悔恨、夜半的噩夢、夢裡不斷反覆播放的槍聲,這些又是怎麼來的呢?我有時忍不住猜想,他這些夢靨、悔恨、對照後來他的仕途順遂,案情並不單純(這時李組長眉頭一皺),難道他跟共產黨有什麼交換條件,諸如出賣同學,所以現在才會有那麼多複雜的悔恨?

 

對他來說,不能談的六四,像是生活裡一個巨大的虛空,曾經人命關天的沉重,變成一筆抹消的輕盈,這虛空無所不在,存在於每次呼吸當中,時時刻刻提醒他自己的偽善,那不只是當年在西單槍口下丟下同學逃跑,而是二十年的沉默即是共犯,人生變成類似《罪與罰》的命題,一日若沒有說出事實,那麼所有的言說都只是謊言和掩蓋。

 

這份感情的結束並不美麗也不浪漫,這男的被抓到同時劈腿四個女人,很抱歉我是四分之一,難道他需要這樣的放浪,才能彌補他生命巨大的虛空?這種揣測未免過於浪漫與一廂情願,讓我們回歸真實的政治和人生吧,不論有什麼樣的大敘事,我都把劈腿男丟到歷史的灰燼之中了。

 

前男友懷念八十年代,他認為那是中國的啟蒙時代,社會正結束過去的矇昧,正開始積極擁抱民主等新知識,但那個民主新生的嫩芽,被終止在六四的屠殺當中;六四代表的並不只是生命的褫奪,最大的負面效應乃是整個社會的噤若寒蟬,讓平民對民主參與死心,整個社會專心往經濟改革奔去。但他自己可能同時也是個投機分子,可能也做了不少妥協甚至出賣,讓自己活得更好,六四僅僅變成他的一種懷念和鄉愁。平心而論,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若易地而處,換成我們在那種情境下,我們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來美國之後,對於六四的理解和資訊來源,比以前更多了,因為認識更多中國同學的緣故。我們常常找中國同學到家裡吃飯;可是這吃飯還得搞神秘,在座只能有一位中國同學,不能超過兩位,也不能在公開場合,因為中國同學說,很多中國留學生其實都是地下黨員(類似我們說的抓耙仔),常常為黨的耳目,匯報中國留學生的一言一行,因此那些敏感的真話,只能在私底下說。

 

所以中國同學都很怕說錯話被告密,對以後發展不利,也會彼此猜測誰才是地下黨員。這種抓耙仔制度我們台灣人都很熟悉吧,哈哈,真是國共本一家。但我們因此跟不少中國同學建立了堅實的友情,因為他們對台灣人可以放開顧忌,那感覺很妙,很多人到我們家,我筷子還沒擺好,突然就開始抓著我們談六四了,反倒是我都嚇了一跳,真衝阿,哈哈。這些同學其實都很年輕,多半才二十歲出頭,六四的時候他們才出生沒多久呢!

 

所以六四幾乎變成他們的「成年禮」了,似乎每一個剛出來唸書的學生,當他們可以輕易開啟牆外的網路世界時,第一件事就是在網路上搜尋六四的所有資料,在各式各樣的資料裡,重新建構他們對自己祖國的認識。如此看來,中國的未來,似乎並不糟。

 

他們看起來,完全不是一般概念裡只知賺錢的冷漠中國年輕人,他們那樣的熱切,令我回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在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和隱密的黨外雜誌,搜索關於保釣運動、白色恐怖、乃至二二八的種種線索與蛛絲馬跡。

 

這令我想到一個推友說的:六四可以是民主的資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前提是,必須還有人記得。這已經不是是與非的鬥爭;而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還記得便還有希望。

 

最近跟一個中國朋友聊六四,尤其有意思,因為他的父親便是趙紫陽當年身邊的秘書,跟著趙紫陽一起被拔掉權力。儘管趙紫陽一派被描繪成同情學生、支持民主的開明派,但他說,他父親其實並不真的認識民主,腦袋裡更多的是「共產黨為何不愛我、當年為何不選我」的悔恨。但還是那句老話,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我們在那種情境下,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現在回頭看看,八九學運的學生行動固然感人,但漫天飛舞的大字報、慷慨激昂的演說、攻擊鄧小平的順口溜,令我聯想到的不一定是「民主抗暴」,反而是文革時代紅衛兵的亡靈,文革的惡夢猶未遠,不同派系的高層政治鬥爭,藉著學生這種天真又殘忍的武力,進行奪權,這或許也是當年北京當局的恐懼。但無論如何,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我無法想像我的家人、摯愛,僅僅因為上廣場說出心中所想,就會被槍殺,這是我所不能忍的。

 

台灣人紀念六四很自然,這並不是如中國所指責的台派借題發揮,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身為中國旁的一個小政治實體,密切的貿易夥伴,我們就是最大的利害關係人罷了,而我們依然相信有所謂的普世價值。

 

關於野百合和六四的連結,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台灣報紙上某個國民黨高官曾憤慨地對野百合學生說:別人(指八九學運)的腳都被砍掉了,你們還在抱怨沒有鞋穿!是的,這樣的口吻暴露出他們的心態;不自覺地類比於對岸的「暴政」,學生是穿鞋、還是被砍腳,全部得仰賴他們的施捨,民主不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而是看你「知不知足」。

 

 

我的誠實六四回憶大概是說完了,我從來沒有在現場過,這是我所有的相關聽聞,我堅持人應有言論自由,這麼簡單的理由記得六四,當然還有世界上千千萬萬曾經遭受迫害的其他種族與人群。用我曾寫過的這段話作結好了:太多台灣blogger和作家寫六四都沉溺在某種斷面的激情裡,沉溺在想像中的對抗暴政的浪漫,但這種浪漫離八九年的現實很遠,離現在的中國也很遠;當然,每個人看待六四,一定會充滿了某種自我投射,有自我利害相關的立場,這些無可厚非、也不用避免;但若不能對自己的立場坦誠以對,則這種自我投射容易變成一種虛假或指桑罵槐,對現況一點幫助也沒有,這是我要警惕自己的。 二十多年過去了,不義之事依舊在發生中,正義與不義的鬥爭仍然如此艱難,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說,這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圖片來源:六四一周年後在法國出版的匿名攝影集,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chaotang/168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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