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s: Let's Vote on It!(We the Kids) By Janice Behrens

【經濟五四三】佘健源、劉玉皙：「不理性」選民─民主制度的推手

「選民是否理性？」在台灣這個剛歷經民主轉型的社會，這問題常引起一般公民的思索與討論；尤其選舉將屆，讀者一定常在網路論壇或大眾媒體上看到類似討論，或是 見到不同陣營的選民，直接或間接互相攻擊對方「不夠理性」。而事實上，對許多人文或社會現象的研究者來說，這也一直是個重要問題。多數支持民主體制的公民 或許會希望上述問題能有一個肯定的回答。然而，許多研究，包括以傳統西方民主國家選民為對象的研究，卻發現問題的答案似乎並不令人滿意。

究竟什麼叫「理性」？或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個選民才足以被稱為是「理性選民」？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哲學問題。不過，若依經濟學家對「理性」最狹義的觀點來看，所有赴投票所投票的選民或許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非理性的選民。

● 差一票無關勝負，投票行為其實不理性？

何 解？由於行為者的目標是否合乎理性通常較難確認，經濟學家一般僅就「行為者是否選擇省力有效的方式來達成其目標」來討論行為是否理性。舉例來說，若行為者 的目標是數學考滿分，但底子不好卻又把所有時間拿來念英文，那就會被界定為是非理性的行為。因此，一個希望朱立倫當選的藍營選民（姑不論此目標是否合 理），若她是聰明人，必定能瞭解到個別的一票並不能改變可能敗選的結果，但投票需要付出成本，在效益極小但成本為正的情況下，赴投票所投票就只是浪費時 間，往往會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行為。

不過，這樣的觀點立即就面臨了兩個挑戰。一是，若此看法為真，那麼我們便會得到「所有赴投票所投票的選民都是非理性」的推論；這個推論違背經濟學對正常人都應是理性的看法。此稱投票悖論 （paradox of voting）。

二 是，雖然選民赴投票所投票看似為不計成本效益的非理性行為，但是，在三人以上參選，但僅有一位能勝出的選舉中，選民於選擇投票對象時，似乎又會斤斤計較這 一票的效益；那些毫無勝選希望的第三人們，通常不會得到選民的青睞。此即一般人稱之的棄保效應。對於棄保的一個解釋是：因選民還是想對誰勝出選戰有所影 響，故不想將票投給毫無希望的第三人。但是，客觀來說，即使選民赴投票所把票投給有希望的前兩名，個別一票對大局的影響其實也是微乎其微。如此一來，棄保 現象似乎便意味著選民行為的邏輯前後不一。

針對第二個挑戰，學者的回應是，棄保或許僅反映了從眾效應，而不是選民仍在意這一票的效益；易言 之，選民把票投給前兩名，不是為了影響選戰結果，而是西瓜偎大邊的緣故。如此，選民赴投票所投票跟從事棄保，也就不是前後不一的行為。除此之外，雖然媒體 常常討論棄保現象，但實際上真正從事棄保的選民可能遠比一般人想像的少。實證分析指出，在加拿大，大概只有投票人數的3%-6%會從事棄保；而在英國，合 理的估計是只有投票人數的4%-8%。在台灣，資料指出，西瓜偎大邊的現象似乎還比棄保來得明顯。

而針對投票悖論，有些學者懷疑赴投票所的 成本是不是也很低，使得投票的行為或許也還算是符合成本效益的理性行為。然而，儘管赴投票所的成本很低，但投票前獲取充分資訊、審慎考慮後再做決定顯然耗 時耗力。因此，就算理性的選民還是會赴投票所投票，但聰明的作法就變成是隨便亂投；不花時間作功課，人云亦云或是跟著刻板印象投，才是理性的作法。公共選 擇 （Public Choice）學派稱此為理性無知 （rational ignorance）。而許多實證研究也指出，即便在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一般選民對現實政治局勢的理解其實遠比學者所期待的還要低。

● 傻子才認真看待選票，但正是他們成就了民主

理 性的人不投票，或是就算赴投票所，也是亂投一通；而那些認真看待手中一票的人，豈不只是傻子？這樣的結論似乎令人失望，也似乎意味著投票制度本即內建「產 出不良決策」的可能。不過，對得出這個結論的學者來說，卻不做如是想。若整個社會都是「聰明人」，那民主體制就無可避免地走向末路；而民主制要能順暢運 作，就必須依靠這些不計成本效益的「傻子」。與其說這些人是傻子，倒不如說這些人具備良好的公民責任，因著公民責任的驅使，即使知道個別一票無能撼動大 局，也還是付出精力審慎思考，投下神聖的一票。

反過來說，筆者過去在走街頭的時候，常聽人抱怨台灣人無知或政治冷感；然而，若由「理性無 知」的論點出發，便知政治冷感本是人之常情，非台灣社會所獨有之問題，而是每個民主體制需面對的現實。甚且，台灣過去處在威權體制底下，政府長期不鼓勵臣 民公眾參與，社會本就較缺乏民主社會所需的現代公民素養；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從童書就開始討論公民責任，台灣過去則是教導大家要相信大有為的政府。誠然， 太陽花學運意味著我國在民主化以後，教育改革在公民責任上的巨大成功；但若要讓我國的民主社會能穩健地走下去，避免產出不良決策，我們還是有必要繼續推廣 現代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