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我, 攝於波士頓港口)
其實，我一直對於那種在異國旅行或生活一段時間、就自認是「該國達人」的角色感到很不耐煩，因為要融入另一個文化脈絡是如此不容易，而每個人的所見所聞都深受自己的階級或生活所限制，注定了瞎子摸象的命運。例如許多台灣留學生便言之鑿鑿地宣稱波士頓是個很「白」的城市，其實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到過波士頓的黑人、亞美尼亞、猶太裔、波多黎各裔等等的住宅區；就連居住在波士頓三代的美國人，也不瞭解為甚麼恐怖攻擊會發生在自己家後院。代言人的姿態是可笑的，而且也不是我的專業。所以這只是分享而已。
恐怖攻擊後的治癒旅程 （長版，簡短版登於4/22蘋果論壇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30422/34968706/）
劉玉皙
前天接到一封信，來自我以前的美國學生，她是我在波士頓第一年當講師時的大學部學生。她非常努力，我甚至還記得她的成績。她寫信來是為了募款──原來，在波士頓爆炸遇難的那位八歲男孩，是她恩人的兒子。她的恩人失去兒子，妻女重傷，精神打擊很大。她信裡說，這位恩人是了不起的人，他的家庭是了不起的家庭，而全賴這位恩人的提攜，我的學生找到了她第一份白領工作。
我的這間大學並非哈佛或麻省之流，也不是中產或富家子弟居多的波士頓大學，而是一間地方性學校，許多學生處於弱勢社經地位，學生一面念書，一面為了三餐和房租奮鬥。對他們而言，大學學歷是美國夢的具體表徵、是翻身的希望。我花了超過學校要求五倍十倍的時間在這些學生身上。謝謝這些學生，他們也給我了許多珍貴的回應，讓我在波士頓這個異鄉有了歸屬感。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找到理想的工作。如果我曾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小孩，那麼，幫助我學生找到工作的人，就像是幫我小孩找到工作的恩人。
這是第二位跟我人際網絡交集的爆炸遇難者。第一位有所交集的，則是那位中國女留學生。波士頓並不像一個疏離的大都會，而更像個小鎮，雖是多族裔的都會，但各社群的異質性沒有紐約那麼高，所有的人都彼此相連。我們對於死亡和暴力的感受，總是受到自己所處社會網絡的牽引，使得我們對某些人的死亡更有感觸，而對網絡之外的死亡較為無感。我們可以檢討媒體聚焦比例的偏頗，但不必把這當成是帝國主義的表徵，也不應該聲東擊西，認為A死亡比B死亡更有價值或更正義。
正因社會網絡如此緊密，波士頓人的心情是如此困惑。嫌犯兄弟已在波士頓十年，哥哥是綠卡居民，弟弟是國民。所謂的恐怖份子，並不是語言不通的異邦人，而是看似平凡和善的鄰居、同學、隊友，就在你我之中。我的美國朋友感到很震驚，發現他跟嫌犯一樣，曾尋求同一位歷史教授的引導，探討自己的文化與認同。另一位朋友跟嫌犯先後參加同一間拳擊俱樂部，而他熱愛波士頓馬拉松。而當我讀著那位十九歲嫌犯的生平，我實在無法分辨他跟我那些學生有甚麼不同：我的許多學生跟他一樣是「1.5代」移民，非基督教，帶著父母的夢，小學時登陸美國，聰明伶俐、喜好運動、懷抱夢想。被害人和加害人在同一個社群裡。所以，這次攻擊的本質跟九一一完全不同，絕對無法相提並論。
如果我們一直把恐怖份子描述成跟常人不同的怪物，那不見得會對我們的安全有所幫助，反而只是阻止了我們深入了解其過程和動機，阻止我們了解常人與兇手之間幽微的界限，讓我們無法預防同樣事情再度發生。
打從爆炸案一發生， 一般推斷就認為這是波士頓本地的極端分子所為。他們攻擊的目標包括波士頓馬拉松、甘迺迪圖書館、麻省理工、哈佛廣場，都是自由、多元、開放的精神象徵，只有在地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意義。這些並不是美國愛國主義的精神堡壘，跟中東或穆斯林較為無關。波士頓一向對自己的兼容並蓄和左派精神頗為自豪，族群關係也沒有其他都會緊張，為甚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波士頓人必須要展開一個治癒與反省的旅程。
因此，逮捕並不是事件的結束，而是開始。審判的過程，將會挑戰人們對於正義、族群、多元的定義，這將決定整個社群如何被治癒。即使到了現在，媒體仍然堅持稱呼兄弟倆為「嫌犯」，而非殺人魔；波士頓在地報紙也嚴正檢討，全民緝凶的過程是否造成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另一個檢討焦點則是：在逮捕嫌犯時，警方是否已依一般程序宣讀嫌犯的權利宣言。在加強國土安全的同時，這些堅守底線的努力應該被重視。聯邦的反恐特別法與麻州法律之間的拉鋸、以及反恐特別法會限縮人權到何種地步，也是今後重點。
恐怖攻擊的重點，並不在於它造成多少死傷；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摧毀了多少信念。所以，只要堅持信念不被摧毀，那恐怖攻擊就是失敗的。馬拉松則是一個對比：許多波士頓業餘愛好者參加馬拉松，他們的成功不在於得到多少名次，而在於今天是否跑得比昨天更遠、明天是否比今天堅持得更多，只要不放棄，那就不會失敗，就像信念一般。
後記：有人跟我說明，警方和媒體後來已經澄清，甘迺迪圖書館的事故已證明與爆炸案無關。我寫錯了（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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